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演进

　　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北斗旋转，四象高悬。三千多年前甚至更加久远，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就开始观察探索太阳、月亮、北斗、二十八宿和地球的关系，试图在天地时空、地域环境、自然物候、季节更替秩序里，从中探寻到掌握时空变换的规律，为更好地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达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追求目标。

　　长期以来，古中国使用的历法多是阴阳历。虽然阴阳历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但因三年多才加一个闰月，补偿方式显得有些唐突，气候变化在阴阳历上不能完全体现出来。比如，表示夏天开始的立夏，今年在三月，明年可能就在四月，与月序的关系不固定。在农耕时代，农业国家，人们格外关心播种和收割的时间，不能反映季节的历法很难普及推广。于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经过长期观察探索，艰辛矢志努力研究，细心归纳总结，精心测量演算，将运动轨迹分为24等份，每一个等份为一个节气，即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创造——二十四节气便产生了。它是中国人在观天察地、认知自然的实践中创造发明出的一套科学时间知识体系，是中国农耕社会顺天应时、指导实践的生活制度，也是安排农业生产、协调农事活动的基本遵循。其具体名称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其中位于偶数的，如雨水、春分、谷雨等又叫中气。节气，本质上是将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轨道平均分成15°一份，24份共360°，每个节气代表轨道上的一个固定位置。从时间上来说，由于地球公转的速度是不均匀的，这就导致了有的节气14天，有的近16天，平均15天多。大家知道，季节是地球公转的反映，所以节气可以比较准确地表征气候冷暖现象。

　　二十四节气按其名称含义又可分为四种：一是，表征四季的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二是，表征冷暖程度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五个节气。三是，表征降水量多寡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七个节气。四是，与农事相关的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四个节气。二十四节气属于中国社会独特的时间历法体系，一定程度上具有阳历系统，它与朔望月配合使用，是中国阴阳历的一大特点。

　　二十四节气的科学研究推出，历经漫长岁月。特别是将永恒无穷的时间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且付诸指导人类生产生活各项实践，这是勤劳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民壮美理想。

　　二十四节气不仅具有地理空间的聚落形态，更兼有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即在中华大地上的特定时间、空间范围、聚落社群世代相传，且与其生产生活环境，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在漫长历史演变中铸就中华民族文脉有关时间制度的认同纽带和认知体系。纵观先秦典籍，从成书较早的《尚书·虞书·尧典》记载来看：“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被西汉学者孔安国解释为：“日中，为春分之日。日永，为夏至之日。宵中，秋分。日短，冬至之日。”从时间上看，夏代距今约三千六百年至四千年。那时中国先人就已知道区分两“分”、两“至”，确立四季。西汉时期戴德所编《大戴礼记》，收有《夏小正》篇。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说：“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一说《夏小正》就是夏代历法，其中“正月”有“启蛰”的名称。春秋晚期左丘明撰写《国语·楚语上》有：“处暑之既至。”韦昭注：“处暑在七月。处，止也。”乃知是节气之名。

　　编撰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中的《宙合》记有：“以待清明。”《幼官》有“大暑”“小暑”，“始寒”“大寒”，《轻重乙》有“冬至”“春至”（春分）“秋至”（秋分）等，当与节气关系紧密。

　　《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玄鸟就是燕子，伯赵就是伯劳，青鸟就是鸧鷃，丹鸟就是锦鸡，四种鸟雀代表四季。可知春秋时代已经有了两“分”、两“至”概念。

　　秦朝宰相吕不韦所著《吕氏春秋》，出现有十个节气。即：立春、日夜分（春分）、立夏、日长至（夏至）、立秋、日夜分（秋分）、立冬、日短至（冬至）、雨水、白露。

　　及至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天下大乱，诸侯混战，割土分据，治乱反复。受复杂政治因素、治理水平、社会经济、生存环境，以及文化水平、科研条件和知识体系限制，先秦时期二十四节气的体系并未得以完全科学系统确立，名称也未统一，应该归属于前期研究筑基阶段。

　　韶光飞纵，及至前汉时代，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总结古人经过不间断观测与研究成果加之自身探索与推算，在淮水之畔的古都寿春，探究确立创造出完整科学的二十四节气体系并编撰入《淮南子·天文训》。

　　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体系

　　刘邦一统江山，西汉王朝建立，结束长期战乱局面，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社会安定、经济恢复，文化繁荣、学术发展。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使人们对二十四节气的研究得以进展，以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天文训》为载体并得以呈现，这也是迄今为止，世俗公认第一次完整科学论述、排序计算二十四节气，其科学依据主要有如下诸因素：

　　一、北斗斗柄运行。《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的确定标准，依据北斗斗柄的运行方向。北斗斗柄运行，同月亮、太阳、五星、二十八宿的度数相配合，组成了古代科学的历法、天象体系。

　　二、月亮运行。二十四节气以观察太阳视周期运行规律为特征，虽体现出阳历时间历法特点，但也同月亮的运行密切相关。月亮的运行是阴历。设置闰年，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点而设立的。这样，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兼取二者之长，弥补单一之欠缺，属于兼有阴阳合历性质的二十四节气就制定出来了，并沿用至今。

　　三、太阳运行。《淮南子·天文训》中运用太阳周年运动的运行规律，来划分二十四节气。根据太阳的出没方位和正午高度的不同，以及周期变化的规律，按照“圭”上的“表”影，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周年变化，用来定方向、测时间、求出周年常数、划分季节和制定历法。

　　四、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淮南子·天文训》中说：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夹角，可以分为不同的度数：角宿12度，亢宿9度，氐15度，房5度……七星、张宿、翼宿各18度，总共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是365.25度。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与北斗斗柄、太阳运行度数相同。

　　五、十二律长度。《淮南子·天文训》中用十二律度数，来表示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变化。其中说：黄钟处在十二地支子位，它的长度数是八十一分，主管十一月之气，下生林钟……无射的管长四十五，主管九月之气，上生仲吕——这样十二律相生便结束了。

　　六、十二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中记载了十二个月与北方斗柄、二十八宿、五方、二十四节气（其中涉及八个节气）、农事、政事、物候、气象、祭祀、军事、干支、音律、五行等的相互关系。《淮南子·时则训》十二月令的记载，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的记载相近，所以使用了“日长至”“日短至”“日夜分”等词语。在十二月令体系中，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两“分”、两“至”，则是确定四季、纪月、纪年的主要标准。

　　前139年，二十四节气的体系创立完成于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收在《淮南子·天文训》之中，并且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即建元二年献给朝廷，得到了年轻皇帝的喜爱。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编入国家历法体系，颁行全国，成为指导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的政治、军事、生产、生活、农事、气象、康养、音乐等各领域的重要知识体系。如果从正式颁行那时算起，二十四节气体系的完成和发布，至今已逾2160年。

　　二十四节气与淮南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委会通过决议，把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举国欢欣，淮南人民更为激动。

　　淮南王刘安在位42年，都于“寿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之寿县。寿春曾为晚楚都城所在，在这里探究创制二十四节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楚文化影响。而楚国天文学由来已久，非常发达，代有传承。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也有佐证。如，楚国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部分逸文收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中；楚怀王时代的天文学家唐昧，著有《星学》；史书记载淮南王刘安及门客写出了《淮南杂子星》十九卷，1977年，在战国楚地的阜阳出土二十八宿圆盘，墓葬年代是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1978年夏，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二十八宿和“斗”字箱盖，距今已2400多年。可以说，二十四节气的研究，继承了楚人天文学成果，在此基础上，淮南王及其团队又进行详细观测，反复推演，精确运算，最终在淮南王国都“寿春”结项完成。

　　迄今为止，也是世俗公认第一次完整科学论述二十四节气排序计算传承至今并记录于《淮南子·天文训》中。淮南之于二十四节气，有着极为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淮南王刘安于此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二十四节气，而淮南地域自然优势条件极佳，观测研究实践选点也极合理，正位于秦岭—淮河—中国南北地理自然气候分界线的中点线上，四季分明，恰好体现了二十四节气两“分”两“至”的特点，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意义。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创造，作为完整的时间知识体系，经历了地域传播和自上而下的阶层流动，以及本地化和世俗化的变迁和定型，形成以太阳和月亮为核心的时间科学和时间文化，指导了农业生产，丰富了民俗内涵。作为补充历法与其它历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二十四节气已成为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安徽省淮南市政协联络室主任、机关党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