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还未到过许昌，也就是苏轼那个年代的颍川。之所以向往许昌是因为颍川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心灵上实现“夜雨对床”夙愿的终极之地。

　　要说“夜雨对床”，就必须说苏辙和苏轼，这对人世间感情最深灵魂相通的兄弟。

　　苏轼是他那个时代的名人，用今天的话来讲，是“顶流网红”。不管他身居高位，还是被贬边僻，抑或是在贬谪路上，他都如此万众瞩目。他刚到贬谪地惠州，就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从此民间就有了“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的流传。他获赦北归，一路上，人们争相一睹这位大名士的风采，引得苏轼一阵惊呼：“莫看杀轼否？”

　　当然，为与苏轼做邻居而热情向他伸出橄榄枝者就更多了。初步统计，记载苏轼买地（含欲买之地）就有十余处。大家耳熟能详的，当数与王安石的“金陵（今江苏南京）之会”。二位昔日政见各异的对手，在这一刻握手言和了。王安石不仅赞叹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还热情邀请苏轼在金陵买地筑室，做他的邻居。苏轼写诗回赠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被徽宗皇帝大赦终获“任便居住”的时候，先于苏轼获得诏命的苏辙就直奔颍川而去，因为他在那儿有些田产，儿子孙子大多数人都在那里等着他。迟于苏辙三个月而获诏命的苏轼，原本谪居海外就交通不便，所以当苏辙到达颍川时，苏轼还在北归的路上。

　　一路上，苏轼屡屡受人之邀而改变卜居地的想法，是“风土安好”的舒州，还是“缘在东南”的杭州，或是“此邦君子”的常州，他一直犹豫不定。苏轼写信给友人钱世雄：“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可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

　　我想，苏轼当时最想去定居的地方，当然是颍川，那里有他情同手足的老弟，他们有“夜雨对床”的约定还未实现。可是，历史总爱与人开玩笑，兄弟俩还没见面，便阴阳相隔，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

　　苏轼不是不想与苏辙待在一起，他始终记得当年他与弟弟苏辙“夜雨对床”的约定。那是他们在京城怀远驿，为迎接制科策试朝夕相处时，兄弟俩有感于韦应物诗“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乃相约功成身退，为闲居之乐。这便是他们“夜雨对床”之约的起点。

　　制科考试的结果，世人都知道。苏轼入最高等级：三等，这是北宋以来获此最高等级的第二人，苏辙入四等。可以说，“夜雨对床”之约为兄弟俩取得良好成绩提供了精神动力。若干年后，当一个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的时候，“夜对之约”便成为兄弟俩心中的一盏明灯，支撑着他们坚定而勇敢地走下去。尤其是苏轼，“夜对之约”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可不是么？在乌台诗案中，苏辙宁愿辞去身上的所有官职，只为换取苏轼的不死。《宋史》这样评价苏辙：“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轼则在狱中向苏辙深情表白：“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与苏辙，也曾有过几次短暂的“夜雨对床”。曩时，苏轼倅杭州，取道陈州。其时，苏辙为陈州学官。兄弟俩相会后，一同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拜访恩师欧阳修。一路上，苏轼与苏辙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兄唱弟和，不亦乐乎。绍圣之初，两兄弟皆被贬，当苏轼行至梧州，听说苏辙就在前面，便追了上去。兄弟俩在藤州相见，并一路行至雷州半岛。他们故意放慢脚步，拖延时间，只为兄弟俩能够多待一会儿。时至今日，沿途留下了他们不少遗迹。直到苏轼将苏辙送至贬所雷州衙府报到，苏辙将苏轼送至徐闻县递角场。兄弟俩在海边跪地泣别，苏轼才渡海远赴贬所海南儋州。这一别，竟成兄弟俩的永别。

　　但是，以上这些，都不是苏轼与苏辙最终追求的“夜雨对床”。在怀远驿，他们相约的是，当功成名就时，一起从“庙堂之高”退下来，处“江湖之远”，回归故里，放浪乡野，做个自由自在的闲人，而终老。

　　此时，苏轼与苏辙都明白，故乡眉山是回不去了，他们的“夜对之约”只能在“他乡”实现。好在，苏轼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辙也把他乡作“家乡”。“颍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顷，而僦庐以居。西望故乡，犹数千里，势不能返，则又曰：‘姑寓于此。’居五年，筑室于城之西，稍益买田，几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苏辙《卜居赋》）。那个地理上的故乡，它的象征意义，在苏辙这里，就由颍川来代替吧。

　　所以，颍川，差一点便成为兄弟俩“夜雨对床”的终点。

　　当苏辙来到颍川，便向哥哥发出了数道迫切的邀请，要苏轼全家来颍川定居，以实现他们的“夜对之约”。清代袁中道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中记叙了当时的情形：“子由有书来促归许下（今河南许昌），甚急。念老境庶几，不欲作两处，遂决计从江溯汴，于陈留陆行至许。”苏辙言辞之切，让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信中告诉友人，“某本欲居常，得舍弟书，促归许下甚力”（苏轼《与胡郎仁修》）。苏辙觉得仅凭自身一己之力尚且不够，又拜托王原、孔平仲、李之仪等人来劝。苏辙在给辨才大师的信中说，“家兄子瞻以书告曰‘不如至吴中’……子瞻昔与辨才师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见”（苏辙《与辨才大师贴》）。

　　苏轼也不是没考虑过举家前往颍川，与弟弟一家同住，甚至他多次有过此种想法。他向孙叔静说：“渡岭过赣，归阳羡，或归颍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又作书与李之仪：“又得子由书及见教语，尤切至，已决归许下矣。但须至少留仪真，令儿子往宜兴，刮刷变转，往还须月余，约至许下已七月矣。”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廿八（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卒于常州，兄弟俩没能在颍川会合。

　　其实，即使苏轼健在，他也不会去颍川与苏辙同住。苏轼的想法屡屡变化，“行计屡改”“行计南北，凡几变矣”（苏轼《与子由弟》），除苏轼“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苏轼《与黄师是》）外，更重要的是，此时朝廷风向有变，新党已露反扑之态。“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苏轼《与子由弟》）。事实证明，苏轼的判断是正确的。

　　苏轼是执着甚至固执的，但在选择定居之所问题上，他又是折中和圆润的；同样，苏辙是多情而感性的，但面对朝中时局的微妙变化，他又是理智和理性的。因此，在建中靖国元年那个夏天，苏轼和苏辙二兄弟都放弃了在颍川相会的想法。这是他们面对残酷打压而向现实世界作出的退让。

　　好在有苏辙！在颍川，他完成了与哥哥心灵上的“夜雨对床”。

　　苏辙定居颍川十年，闭门谢客，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著书立说，给后世留下了《诗传》《春秋传》《栾城后集》《栾城应诏集》等皇皇巨著八十四卷。

　　这些著作，无一不是“三苏”学说，特别是苏轼之说的一脉相承。《宋史》赞其云：“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苏辙的这些巨著，让唐宋八大家之“三苏”，更立体，更丰满，也更有说服力。

　　也是在颍川，居许十年余的苏辙有感而发，写下了有名的《卜居赋》，文中他说：“今子瞻不幸已藏于郏山矣！予年七十有三，异日当追蹈前约。”苏辙的意思，他要跟随哥哥苏轼的脚步，死后同葬于一处，以另外一种沉默而静美的方式，再续和兑现“夜雨对床”的约定。

　　好在有苏过！他替父亲苏轼完成了与伯父苏辙的“夜雨对床”。

　　苏轼辞世后，苏过带领全家投奔远在颍川的苏辙。宋人笔记载，“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

　　当苏轼远谪惠州和儋州时，年轻的苏过就忍受着离别之苦，抛妻别子，陪同年迈的父亲漂泊岭外。苏过随侍父亲，时与唱和，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在颍川，又与伯父苏辙比邻而居，营湖阴地数亩，自号“小斜川”，著有《斜川集》二十卷。这个被后人誉为“小东坡”的苏过，是苏轼三个儿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

　　苏过替父完成“夜雨对床”的心愿，是名实相符的。

　　好在有姜唐佐！他不负东坡所望，科考及第；并以不懈之力促成恩师留下的断诗接续。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姜唐佐从学于苏轼。苏轼遇赦离琼时，勉励姜唐佐努力学习，还赠诗一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对他说，等你科考登第后，我就为你补齐这首诗。姜唐佐谨记恩师教诲，怀揣补诗梦想，游学广州，科考得中，成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只可惜，此时的苏轼已经离世。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姜唐佐远赴河南，拜见苏辙，请求完成此诗。苏辙沉吟片刻，即代胞兄苏轼为姜唐佐补足赠诗，“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苏轼眼目长”（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这是唯一一首两兄弟合写的诗。

　　作为苏轼的门生，姜唐佐的千里迢迢，事实上接续了恩师与苏辙尚未完结的“夜雨对床”。而颍川，则见证了一首诗的顽强生长，以及“夜雨对床”中最高音的那部分。

　　（作者：四川省眉山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