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观念中，“君子之守”与“横渠四句”就像两座精神丰碑，矗立在中国传统的价值坐标系之中。前者源自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体系，后者凝练于北宋张载的哲学思考，二者跨越千年却构成精神传承的严密链条。从孔子“君子喻于义”的道德训诫，到孟子“修其身而天下平”的政治哲学，再到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代表了中国士大夫精神追求从个体修养到天下担当的逻辑跃迁。这种精神不仅塑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范式，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机制。二者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蕴含着中华文明延续不绝的深层密码，这是一种将个体道德完善与社会理想建构相统一的独特价值体系。

　　一、“君子之守”：儒家伦理的个体奠基

　　“君子之守”的核心在于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演绎链条。最早，“君子”有时指有德有位的人，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是高尚的人。后来，在儒家的博大思想体系中，“君子”并非身份符号，而是道德理想人格的载体。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质”，将道义作为人格建构的本体论基础，形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道德操作系统。孟子进一步将个体修养与社会治理结合，他提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一命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通过个体道德的完善形成道德辐射力，进而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建构。这种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契约论的社会建构路径，而是基于“道德感化—价值认同—秩序生成”的东方伦理逻辑。

　　从哲学层面看，“守”的概念具有双重指向：既是对“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的坚守，也是对“中庸之道”实践智慧的持守。这种坚守不是静态的恪守，而是动态的道德实践过程。《大学》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将修身视为持续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形成“知—情—意”相统一的道德修养体系。这种修养论强调“反求诸己”的内省功夫，如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检视，孟子“养浩然之气”的精神培育，共同构成儒家修身理论的方法论体系。

　　儒家修身理论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修其身”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平天下”的必要前提。这种思维在《礼记·大学》的“八条目”中得到完整呈现：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由内而外的价值推衍路径。这里的“平天下”绝非权力掌控，而是通过道德示范实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治理效果。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克己复礼”，孟子游说诸侯宣扬“仁政”思想，都是这种伦理政治观的实践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修身理论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一方面强调“独善其身”的道德自主性，如孔子“君子固穷”的操守；另一方面又追求“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如孟子“舍生取义”的担当。这种张力构成士大夫精神的内在活力，使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能够灵活调整价值取向，既保持道德独立性，又不失现实关怀。魏晋时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严谨，本质上都是这种辩证思维的不同展开形式。

　　二、“横渠四句”：士大夫精神的范式升级

　　张载“横渠四句”以20余字建构起宏大的精神坐标系，实现了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范式升级。“为天地立心”完成从自然法则到人文精神的超越，赋予宇宙秩序以道德意义；“为生民立命”实现从个体生存到群体价值的超越，为民众生活确立意义系统；“为往圣继绝学”达成从历史传承到当代创新的超越，构建文化延续的精神链条；“为万世开太平”则实现从现实关怀到永恒理想的超越，设定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这四重超越具有严密的哲学逻辑。“为天地立心”基于张载“气本论”的宇宙观，认为人作为“天地之帅”，有责任通过道德实践彰显天地的生生之德。“为生民立命”则植根于儒家“天命之谓性”的人性论，通过道德教化使百姓超越生存本能，实现生命的价值自觉。“为往圣继绝学”体现了文化传承的历史理性，张载以“继绝学”为己任，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构建关学体系，实现儒学在佛道冲击下的理论重构。“为万世开太平”则展现了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将儒家“大同”理想转化为具体的实践纲领。

　　张载提出“横渠四句”的北宋中期，正面临深刻的文化危机与社会转型。一方面，佛、道思想的盛行导致儒家正统地位动摇，“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成为思想界的普遍忧虑；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兼并、边疆危机等问题亟待解决。在这种背景下，“横渠四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即通过重构儒家价值体系，回应时代挑战。

　　从思想史角度看，“横渠四句”的理论贡献在于：其一，将儒家的入世精神提升到宇宙论高度，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建构，为道德实践提供形而上学依据；其二，突破汉唐儒学的章句之学传统，开创以“义”理解经的新路径，使儒学更具理论张力；其三，强调“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张载本人“以礼为教”的实践（如制定乡约），将抽象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具体的社会规范。这种理论创新使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重获生机，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精神传承从修养到担当的内在逻辑

　　儒家思想体系中，修身与抱负构成严密的逻辑链条。《大学》“八条目”将修身置于中心位置，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这种思维方式基于“道德资本”的预设：个体通过修身积累的道德能量，能够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论断，孟子关于“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推理，都体现了这种思维逻辑。

　　历史实践中，修身与治国的关联得到充分验证。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修身功夫，使其能够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成就“鞠躬尽瘁”的政治实践；范仲淹“断齑画粥”的修身经历，塑造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品格，使其在庆历新政中展现出坚定的改革勇气。这种关联在宋明理学中得到理论化建构，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陆王心学“发明本心”的实践路径，都旨在通过修身提升主体的道德实践能力。

　　“横渠四句”所展现的宏大抱负，反过来成为推动修养提升的内在动力。当个体以“为天地立心”为精神追求时，其道德实践必然超越个人层面，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场域。范仲淹青年时期“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的苦学，正是源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人生抱负；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学术实践，也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这种动力机制的运作原理，在于抱负设定了修养的目标导向，使修身不再是盲目的道德操练，而是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实践活动。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思想突破，正是在“成圣”抱负驱动下，对朱熹“格物”说进行反思的结果；张载“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的治学精神，也是源于“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感。这种抱负与修养的互动关系，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们精神不断超越的内在活力。

　　修养与抱负的关系并非线性因果，而是辩证互动的有机整体。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自律，与其“兴复汉室”的抱负相互支撑，形成“内圣外王”的完整人格；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豁达修养，与其“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相互调适，使其在仕途坎坷中仍能保持精神独立。这种辩证关系体现了中国智慧的实践理性，既避免了单纯追求修养的道德玄想，又防止了脱离道德根基的政治投机。在当代，这种辩证思维仍具启示意义。个人修养若无社会抱负引导，易沦为琐碎的道德操练；社会抱负若无修养根基支撑，则可能蜕变为空洞的理想主义。“横渠四句”的现代价值，正在于提供了一种将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的思维框架，使个人在追求自我完善的同时，始终保持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

　　四、士大夫精神的历史展开与文化反哺

　　士大夫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多样形态。春秋战国“士志于道”的理性觉醒，使诸子百家在乱世中建构各自的价值体系；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解放，在政治黑暗中开辟了审美化的生存路径；唐宋“圣贤气象”的人格追求，将道德修养与事功建设有机结合；明清“经世致用”的思想转向，则是对社会危机的实践回应。这种历史嬗变不是精神的断裂，而是根据时代问题对核心价值的重新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精神的每次转型都伴随着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韩愈在佛、道盛行时发起“古文运动”，通过复兴儒学道统重构文化认同；张载、二程等理学家吸收佛、道思维方法，将儒学提升到形而上学高度；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末思想家，在批判君主专制的同时，又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儒家理想。这种“返本开新”的思维模式，使士大夫精神能够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保持活力。

　　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反哺机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士大夫既是文化的继承者，又是文化的创新者。他们通过“述而不作”的诠释传统，使经典文本保持开放的阐释空间；又通过“以述为作”的创新精神，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内涵。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统一，使中华文化既能保持核心价值的稳定性，又能适应时代变迁不断更新。

　　五、中华文化精神基因的现代解码

　　“君子之守”与“横渠四句”构成中华文化传承的精神基因。从价值维度看，二者共同体现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特质，将道德实践作为个体价值与社会秩序的基础；从思维维度看，二者都遵循“由内而外”的推理逻辑，形成从个体修养到天下治理的价值推衍链条；从实践维度看，二者都强调“知行合一”，将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视为统一过程。这种精神基因使中华文化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不是通过宗教信仰或契约制度维系，而是依靠道德理想的内在吸引力实现传承。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精神基因被不断自我复制与表达。汉代“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唐代“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宋明“存理灭欲”的伦理建构，近代“中体西用”的文化策略，本质上都是“君子之守”与“横渠四句”在不同时代的具体展开。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精神基因仍在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品德与国家理想的双重强调，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价值结构。

　　在当代，传统士大夫精神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个人修养方面，应将“君子之守”的道德自律转化为现代公民素养，既保持“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内核，又赋予其现代伦理内涵；在社会担当方面，应将“横渠四句”的天下情怀转化为现代公共精神，使“为生民立命”的传统理想与公民社会责任相衔接；在文化传承方面，应将“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追求转化为文化创新动力，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实现这种转化发展，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其一，区分传统精神的核心价值与具体表现形式，如“修齐治平”的思维框架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理论，但具体实践方式需适应现代社会结构；其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将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价值融入传统精神体系，形成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新价值体系；其三，注重实践路径创新，通过教育改革、文化建设、制度设计等多种方式，使传统精神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具体落脚点。

　　“君子之守”与“横渠四句”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文化标本，而是仍在流动的精神长河。它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思想，为现代人应对价值多元挑战提供了精神资源；它所展现的“天下情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东方智慧；它所秉持的“文化使命感”，为文明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实践范式。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传承和弘扬这一精神传统具有特殊意义。它提醒我们：个人的成长应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知识的追求应与社会的进步相互促进，文化的传承应与时代的创新有机结合。只有将“君子之守”的修身智慧与“横渠四句”的宏大抱负相结合，才能在新时代构建起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温度的精神坐标系，为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内在支撑。这或许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现代启示：在坚守文化根脉中开拓未来，在担当时代使命中成就自我。

　　（作者：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孔子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