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先秦时诗乐舞合一，此后虽诗乐逐步分离，各自独立，但音乐对诗歌的影响一直存在。故研究中国古典诗歌，音乐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赵敏俐先生所言，从音乐与诗歌关系角度进行研究，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本质的问题，“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赵敏俐：《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唐代音乐与诗歌均很辉煌，关联更是密切，学界向来不乏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任半塘《唐声诗》、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但大都限于唐代入乐歌诗的研究，未推及诗歌的整体考察。

　　扬州大学柏红秀教授多年来在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相继出版《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研究》，其新作《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已是她在这方面研究出版的第四部著作。该书从音乐雅俗流变的新视角来考察中唐诗歌创作，用点线结合之手笔勾勒出唐代音乐雅俗流变的整体态势以及对中唐诗歌的影响，既有宏观论述又有微观研究，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史与文学史意识，是对当前中唐诗歌研究的新突破。

　　该书共分九章，前三章是对唐前直至中唐雅乐与俗乐的梳理，重点探讨雅乐的建制过程与俗乐发展繁荣的表现与原因。第四章与第五章由音乐雅俗流变对标中唐宴乐之风，进而论述对中唐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两章在全书结构中十分重要，既起到承上启下的联结作用，又是全书总结性纲领性内容，可谓全书枢纽。其中第四章清晰梳理了中唐音乐雅俗流变的过程，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唐宴乐之风兴盛原因及俗乐繁荣的表现。俗乐的繁荣引起宴乐之风的兴盛，从而为下文的阐述做好铺垫。第五章从多个侧面对宴乐之风与中唐诗歌创作进行论述，指出中唐创作主体的改变：“当中唐诗歌创作主体——士人阶层的队伍以及参与诗歌创作的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以后，自然也就带动了诗歌创作内容的变化。”由此搭建起音乐文化与诗歌创作之间的桥梁，成为全书章节内容的过渡。第六章至第九章结合文本，对不同类型的中唐诗歌进行细读，分析中唐宴乐之风对这些诗歌的创作之影响。所涉诗歌广泛，分类细致，相关诗歌既有入乐诗歌也有徒诗，可谓对中唐涉乐类诗歌的全面考察。

　　柏教授选择从音乐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雅俗流变来对中唐诗歌作整体考察，无论选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是一种创新。众所周知，中唐诗歌嬗变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古典诗歌基本体式和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均完成于此时，同时一些新的法门也由此开启。对此很多学者有过论述，如明末清初的冯班《钝吟杂录》云：“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清人叶燮《百家唐诗序》更是高度肯定了中唐诗歌的地位，认为中唐之“中”是“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近人陈衍也有诗歌的“三元论”，所谓“三元”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开元、元和更是唐宋诗分野的中枢。（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今海内外学者对中唐诗歌不乏断代研究，如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吴相洲《中唐诗文新变》、蒋寅《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等著作均从不同角度聚焦中唐诗歌的新变。也有一些成果从文化思想角度切入，如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以及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等。但从“音乐文化”这一视角切入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尚未出现。鉴于中唐在唐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这一时期音乐与诗歌关系进行探讨，可以为中国古代诗乐关系及文学本质的考察提供新的视角。

　　该书将宏观论述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书的前五章主要以宏观论述为主，涉及音乐文化史与唐代文学史相关内容。后面章节则为微观研究，涉及乐器、乐舞诗的分类、乐曲与乐歌的传唱、乐人的形象塑造等内容。微观研究以文本细读为主，其间也贯穿着文学史的宏观视野，在与前代同类诗歌对比中指出中唐诗歌的发展状况。此外，该书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体现出柏教授对任半塘先生“竭泽而渔”学术精神的传承。

　　总之，《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作为一部深入融合音乐与文学的力作，主题十分鲜明，通过对音乐文化与中唐诗歌互动关系的翔实考察，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诗乐关系的认知，启发我们思索中国古代诗歌的本质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

　　（作者：王笑莹，系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 柏红秀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