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梅

　　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几千年来，历史长河浩浩荡荡，文明圣火卓越辉煌。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是众星璀璨中闪烁的一束光。年少时，常常把反复咏颂“先忧后乐”作为一种时尚；经了世事，读郭宝平先生所著、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范仲淹》，愈发引生许多感慨。范仲淹身上洋溢着的那种昂扬向上的浩然正气，穿越历史天空，走进新时代，继续滋养我辈的心灵。

　　建功立业是范仲淹一生不懈的追求。他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学等方面皆成就斐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范仲淹》这本书里，作者力戒时下一些历史小说的虚构和演义，试图用细节的真实，还原一个北宋时代的范仲淹，详尽叙述了范仲淹的丰功伟绩。

　　在政事上，范仲淹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被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又历任权集庆军节度推官、监西溪盐仓、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知开封府等职。后拜参知政事。在此任上，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开启宋朝改革之风。新政触及权贵利益，步履维艰。受挫后，他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扶疾上任途中，在徐州去世，终年64岁。如雁过留声，每一任都有范仲淹忧国忧民、任劳任怨的政绩，兴水利、办教育、荐人才、树新尚。千年来，万物皆休，泰州捍海堰的“范公堤”犹存，《岳阳楼记》等名篇佳文仍传。

　　在军事上，范仲淹以文人戍边，为边境安定作出贡献。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范仲淹》一书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传主在此任上建立的功业，范仲淹的思想追求、性格品行鲜活地跃然纸上。他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提出“屯田久守”的守边方略，在要害之地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构筑坚固战略体系；他不贪功、不冒险，不畏权贵、务实求真，甚至不惜变通圣旨、得罪同僚，坚守“积极防御”方针；他改进军队制度，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培养、擢升军队将领，几年时间涌现出狄青、种世衡、张亢等名将，为北宋训练出一批顽强敢战的部队；他优待边境少数民族，建立公约，推其安心归宋。这些措施对西北军事防务起到重要作用，一改边境势弱的局面。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缔结和约，西北边疆重现和睦。

　　范仲淹的政绩观，彰显了他忧国忧民的本色。有政敌讥讽他“喜功”，因他屡次上书，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居江湖之远。有亲友劝他收敛。好友梅尧臣甚至专作《灵乌赋》对之劝慰。范仲淹回写了《灵乌赋》，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回观他数次被贬，仍秉公直谏，或为社稷，或为民生。他被贬陈州时，虽远离政治中心，仍多次上疏议政。比如，他目睹幕职官员俸禄微薄，在任时难以养家糊口，致仕后更生计无着，就上《奏致仕分司官乞与折支全俸状》。最难能可贵的是，每次被贬他都无怨无悔，即便连累妻儿，也不改初衷，没有气馁，没有消沉，始终充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造福一方。比如，被贬睦州后，他没有迷恋于秀丽山水，而是考察州政，创建睦州书院、修筑三江口堤坝，疏浚西湖河道。新政受挫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再次赴边巡查，后转任地方。弥留之际，他向仁宗上《遗表》，没有求恩泽子孙，而是请“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众”。

　　范仲淹的政绩观，反映了他“不欺”的品行性格。范仲淹不管是上疏议事，还是为人做事，都以不媚上、不欺心作为原则。他第一次被贬在天圣七年(1029年)。是年仁宗已19岁，章献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日，仁宗准备率领百官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上疏仁宗放弃朝拜之事。他紧接着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他的荐主晏殊得知此事，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仕途，还会累及举荐之人。他回信说:“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章献太后大怒，直接将他贬黜。但他没有迁怒于朝廷，他追求的是道义。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建议朝廷掩饰太后之过，成全其美德。

　　范仲淹的政绩观，体现了他“自适”的个人修养。范仲淹一生克己慎独，守心明性，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直践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这已成为范仲淹生命的底色。《范仲淹》一书自始至终或浓妆或淡抹，描绘了这种底色，不着痕迹却随处可见。他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到长山朱氏。按宋时法律，改嫁妇人所带子女没有继承权。朱家兄弟唯恐时名朱说的范仲淹参与分配家产，遂怠慢于他。范仲淹得知真相后愤然出走，刻苦攻读。他后来回到吴县范家老宅，同样不被接纳。发迹后，范仲淹不为所怨，请恩荫于双方弟子，传家风于两姓后人。这种修养也体现在他化解个人矛盾上。在范仲淹的一生中，与曾主持朝政的宰相吕夷简多有恩恩怨怨。他得到过吕夷简的提携，受到过吕夷简的迫害，二次被贬皆由吕所致，害得他爱妻因之去世。在吕夷简晚年退隐郑州后，范仲淹新政受挫以参知政事宣抚河东、陕西时，专程拜访此前的政敌，把手言欢。书中有这样的描述：范仲淹去世后，他儿子纯仁拜托范生前好友欧阳修撰写神道碑文。欧阳修不由感慨“范公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所谓知己，如是也。

　　读这本65万字的《范仲淹》，断断续续的。主人翁的命运常常令我挂怀。几个月来，我开卷抒意，闭卷慨然，不时与范仲淹作心灵的对话。只有在他病后请旨到邓州，我的心才随之安静下来。因为，一生劳累、宦海沉浮、家事波折的范仲淹在此也安静下来了。边事宁息、新政停滞后，他的师友们晏殊、欧阳修、富弼、韩琦、滕子京、苏舜钦、尹洙，群星散矣。年过半百、身心俱疲的范仲淹终于可以和一家老小享受天伦。吾手写吾心。在美丽的邓州百花洲，他创作了抒发自己思想、情感和经历的《岳阳楼记》：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