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年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官员、学者编定，3800多人抄写，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征集图书开始，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份全书修成，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全部抄成入藏，前后耗时15年编成。其中，先抄好的四部书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和承德文津阁珍藏，即“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书分贮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即“南三阁”。

　　然而，嘉庆、道光以后，国家多故，内忧外患、战火四起，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书均毁于战乱兵燹，文澜阁书也毁失3/4以上。完整保存下来的《四库全书》仅有三部，即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现存甘肃省图书馆的文溯阁本。另有现存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阁本，则是多次补抄所成，原书只余少半部。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流传经历，是非常坎坷而又充满传奇的。文溯阁1781年开建，翌年竣工。1782年，第二部《四库全书》抄成入藏，距今已240年。文溯阁书共6141函，3474种，36315册。其名之为“文溯”，正体现了追溯先祖、不忘根本的深意。

　　1900年，沙俄侵占东北，占据盛京，文溯阁书缺失39卷。1905年，日军占据盛京，随军记者进入文溯阁抄录、偷拍部分珍本。民国成立后，文溯阁书归内务府办事处。1914年，北洋政府命令将盛京皇宫文物运送北京陈列，奉天督军段芝贵将文溯阁书也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这是第一次书、阁分离。

　　1925年，张学良、冯广民等积极奔走索书，杨宇霆参议致电教育部，提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的意见，终获同意，同年8月，由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查收、押运返奉。1926年，经董众、谭峻山等20余人的补抄，基本补全原貌。1927年，文溯阁经过修缮，全书得以复藏，再次实现了书、阁合一。“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入侵东北，文溯阁书被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掌管。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改为沈阳图书馆，后又改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溯阁书即由其接管。东北解放后，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接管全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年10月，文溯阁书再次运出沈阳，运至黑龙江省讷河县讷河城外，1952年又因讷河水患运至北安县。这是第二次书、阁分离。

　　1954年1月，文溯阁《四库全书》重新运回沈阳。1965年辽宁省文化厅因备战需要，建议国家将《四库全书》拨交西北地区图书馆收藏。文化部报请中央宣传部并中央文教小组批准，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指定由甘肃省图书馆收藏。1966年3月7日文化部正式公函回复。9月13日，辽宁、甘肃两省图书馆开始点交，10月7日运离沈阳。这是第三次书、阁分离。

　　此次运送由辽入甘，极为不易。全书共装三个车皮，沿途经北京、内蒙古、宁夏，辗转一周，行程3000多公里，10月13日安全护运到兰州，14日运抵战备书库——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妙因寺保藏，一直到1971年6月，共4年零8个月。1967年，甘肃省决定重选地址，修建新库，选址原则是“靠山隐蔽，少占土地”，最终确定在了榆中县甘草店的木林沟。1971年6月，文溯阁书入藏甘草店战备书库，一直到2005年7月，前后共34年。

　　1999年5月，甘肃省决定，在兰州黄河北岸海拔约1800米的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2005年7月8日落成投入使用。藏书楼依沈阳文溯阁形制，规模更为宏大。甘肃省人民政府撰《兰州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记》，勒石立碑，碑文由著名学者、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先生执笔。文溯阁书最终归宿兰州，实现了书、阁新的合一。

　　“文溯”的“溯”字，本自《秦风·蒹葭》“溯回从之”之意，其书溯黄河而至其上游，有如“溯回”，则其最终落定陇原，可谓得其所哉！兰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0.3°C，平均相对湿度45%左右,是庋藏古籍的最佳环境；文溯阁书在兰州保存50多年后，书上诸多黄斑、霉点也都逐渐减轻乃至消失。无疑，甘肃就是这部历经世事变幻、饱经风雨沧桑的国宝古籍的第二故乡。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汇总之作，被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包括经、史、子、集4部44类66属，收录历代典籍近3500种，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历史、制度、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层面，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学术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典籍总汇与古籍集成。这样一部旷世巨典，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是特别巨大的。总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珍贵的文物价值；第二，重要的文献价值。前者指其物质意义，强调其作为“国宝”的独特性；后者则指其文本内容，强调其作为珍稀古籍的根本价值，也就是书籍本身的属性。

　　前已指出，七阁《四库全书》，留存至今的只有三部半，而文溯阁书即为其中完整保存的一部。“古籍首先是一种文物”，《四库全书》就是这样的珍贵文物。文溯阁书作为第二部抄写完成而入藏盛京的书，无论是内容审校，还是制作入藏方面等，都更为乾隆皇帝所重视，其地位也更为特别。与文渊阁、文津阁等相比，文溯阁书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据统计，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现存三部半中收书最多的一种；而《文溯阁四库全书总目》与通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差别更大。可见，文溯阁书的价值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样一部稀世之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弥足宝贵的精神宝藏，是我们国宝中的“国宝”。

　　《四库全书》的珍贵，并不只是其特别的文物价值，更在于其作为书籍所具有的文献意义。古籍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文物，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正是依赖于古籍承载的文化信息而得以传承。《四库全书》这样的珍稀古籍，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与文化血脉——这是文溯阁与其他三阁图书所共有的价值。

　　另一方面，文溯阁书还有更为特别的意义。今存的文渊阁、文津阁以及文澜阁书都已数字化影印出版，化身万千而广为人知、嘉惠学林。与之相对，文溯阁书却迄今为止仍是深藏馆阁，不得识其全貌，这更凸显了它的珍贵性。此前，甘肃省图书馆曾编印《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收录《易图说》《长安志图》《墨法集要》《璇玑图诗读法》等四种书。根据兰州大学教授汪受宽的研究，文溯阁本和文渊阁本的文字或图片的差异总计901处，从总体看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抄写质量绝不在文渊阁本之下。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中特别说到“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要“统筹好古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就文溯阁《四库全书》而言，将其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做好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就是真正地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令人欣喜的是，目前甘肃省相关部门已完成了文溯阁书数字化的基础工作，其出版面世也应该是指日可待了。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中心主任，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