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近期以来，全国文艺界都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这里的“发表”，是指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面对文艺界的两次讲话，分别是1942年5月2日和23日。《讲话》的正式发表，则在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那也是专门挑选的日子，那一天是鲁迅逝世7周年纪念日。

　　纪念《讲话》，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我读《毛泽东年谱》的直接感受是，《讲话》的发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有的放矢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为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为了发表讲话，毛泽东事先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研中发现问题，从分析、总结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理论上的提炼、升华，这是《讲话》重要的前提。

　　1942年1月以来，毛泽东多次就纠正党内作风、改进新闻舆论发表讲话，其中的观点与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1月17日，在《〈文化课本〉序言》里，毛泽东认为很多干部“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提出希望革命干部要能看能写。1月24日，他就延安《解放日报》工作发表意见，指出报纸言论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党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言论必须纠正，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其后几天，又在不同场合指出“所谓文风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同时又指出“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所以党八股“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还指出现实中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这些论点，事实上已经指向了文艺如何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问题。

　　从3月开始，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3月31日，在杨家岭各部门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上，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针对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过程中出现的冷嘲热讽现象，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他邀请作家萧军、欧阳山、草明、舒群等人搜集文艺界情况，并与作家们深入讨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致信欧阳山、草明，谈到“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17日又复信二位作家：“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同时又要深入调查，以求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为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4月下旬，他召集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何其芳、周立波等谈话，讨论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等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毛泽东深谙文艺之道，但他不是从文艺研究者、创作者的姿态上去谈文艺，而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来看文艺与革命、时代、社会、人民的关系，由此讨论究竟应当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他的调查研究，目的也不是考察文艺家们的创作动态和艺术风格，而是从中分析研判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自己亲自去参观展览、观看演出，阅读各种文艺作品，召开小型座谈，听取作家艺术家的意见，请有关作家广泛征求意见，搜集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调查研究，才使得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能够站在政治家高度，出于对作家艺术家的充分认识，针对当时文艺尤其是延安文艺界的动态，存在的问题，与革命不相符、不适应的地方，达到文艺理论上的精准论述，对文艺实践做出评价，指出问题，提出要求。可以说，这种实践性是《讲话》生命力的重要体现，而实践性的扎实根基正是建立在毛泽东一贯以来的理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话》正头就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这句话看似平淡，实质上却是《讲话》要义与文风的概括。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