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今年10月，是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100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考古学作为一个诞生百年的年轻学科，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本文拟对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和阐述。

　　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以传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金石学尤其偏重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期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在清代乾隆时期迎来鼎盛时期，发展到清末民初，收集资料和研究的范围更为扩大。金石学收集、著述、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描绘了器物的图像，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为这些古器物的研究作出贡献。通过金石学的研究，历代文史家关注古代器物成为传统，也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国考古学的发端(1921-1927)

　　1899年，王懿荣在“龙骨”中发现有字甲骨，引起罗振玉、刘铁云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大约在同时，甘肃居延发现汉代简牍。这三项发现，以及“疑古派”打破了此前史学界对古代文献的深信不疑，使中国史学界开始重视地下文物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为中国考古学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应当时中国政府之邀，与中国地质人员袁复礼一道，在华北进行寻找矿藏和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他们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并对仰韶遗址进行了发掘。仰韶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是在中国进行的最初的科学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序幕。由此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因此，把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926年初，在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归来的李济对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曾和安特生一道发掘仰韶村遗址的袁复礼也参加了此次发掘。发掘成果——《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于1927年出版。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主持实施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与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一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共同成为中国考古学发端的标志。

　　中国考古学的起步(1927-1949)

　　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开始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于1929年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并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赴殷墟实施考古发掘，主要目的是寻找商代甲骨文。自1929年起，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主持殷墟的考古工作。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参加了为追溯殷墟商文化来源而进行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发掘，辨识出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此后，梁思永到安阳参加殷墟发掘。通过对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代文化自下而上层层叠压的地层关系，被称为“后岗三叠层”，从地层上解决了分别以彩陶、黑陶和灰陶为特征的3种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

　　1928-1937年间，史语所共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为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并让史学界意识到考古学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对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址和东周到秦汉时期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中国和瑞典联合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

　　自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对数十处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初步了解了各地史前文化的面貌，在黄河流域建立起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序列，培养了一批从事考古研究的专门人才，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的发展做了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49-202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新中国的考古学可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

　　1.大量考古发现问世

　　这一阶段的主要考古发现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化石；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化石和沁水下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湖北郧县人化石；广西桂林甑皮岩、陕西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河南陕县庙底沟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遗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马家浜遗址、崧泽遗址、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大溪和屈家岭遗址；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遗址和青海乐都柳湾；华北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河北磁山遗址、河南新密裴李岗遗址。这些发现使考古界对各个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有了轮廓性了解。古代都城的发掘有：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陕西长安西周丰镐遗址和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琉璃河遗址等；陕西咸阳秦都、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等。这一时期发掘了一批各个时代的重要墓地，如：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和殷墟妇好墓、辉县战国墓和陕县三门峡虢国墓地、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长江中游战国楚墓、湖北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洛阳烧沟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明定陵等。手工业遗址有：河南巩县铁生沟和荥阳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以及各地唐宋时代的瓷窑遗址。

　　2.考古机构和队伍逐步形成

　　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这一阶段，很多省区建立了文物工作队，承担本省区的部分考古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西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负责殷墟、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

　　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逐步展开、考古队伍人才匮乏的局面，北京大学历史系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此后，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设立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同期，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41位学员参加了培训。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3.科技考古与对外交流开始起步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结束了我国考古学界无法对出土遗存进行科学测年的历史。同年，我国和朝鲜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连岗上、楼上、双坨子等青铜时代遗址和黑龙江宁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开展了合作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学术界在中国进行合作发掘。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通过大量考古发现，考古界证明中国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对全国大部分省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已经有所揭示；对历史时期商西周东周两汉隋唐宋元等各个朝代的都城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初步了解其修建、使用年代和布局，为下一时期全面开展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方针，为我国各方面发展带来契机，中国考古学也迎来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1.全国各地重要考古发现不胜枚举

　　很多考古发现改写了我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统认识。随着各地经济发展，全国实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百项左右，发展到20世纪末的每年数百项。发掘面积也数十倍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配合三峡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动员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级考古机构以及部分大学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约80支考古队沿长江两岸铺开，展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共发现1300多处遗址，年代从200万年前到近代，取得了丰富成果。1982年，我国实施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了一大批地上和地下遗址，对于了解我国遗址分布情况、摸清各单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十分丰富。在山西和安徽等地，都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古猿人生活过的遗址，把人类出现在中华大地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00万年前。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大岩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一万五六千年至一万二千年的陶器，证明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鹤类翅骨做的古笛，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艺术水准。墓葬中出土的部分龟甲底部刻有与商代甲骨文相似的符号，为研究甲骨文的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是距今约8000年的聚落，聚落内出土了世界上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表明粟和黍是我国先民的发明。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墓葬中，尸体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图形，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如出一辙，暗示汉代的“四神”思想可能有着久远渊源，先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形成的宇宙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辽宁西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距今5500年、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巨型石砌平台，附近发现内有大大小小女神像和动物塑像的神庙，很多山头上有用石块堆砌的三重圆形祭坛，以及出土精美玉龙、玉人等的大型方形积石墓，据此推测应当存在一个影响遍及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神权古国。在与牛河梁遗址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也发现大型祭祀场所，附近的墓地有的大型墓随葬品达数百件，其中有多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反映出当时琢玉工艺的发达和社会分工与分化的状况。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5500-5300年前后，各地区都相继迎来文明曙光，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远距离信息交流，形成一个最早的中华文化圈。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了反山、瑶山等几处祭坛，祭坛上埋着数座高等级墓葬，部分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象征墓主人掌控祭祀权力的玉琮、玉璧和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内有祭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出土上万件红陶杯和大量小型的人与动物的泥塑像，原始宗教色彩浓厚。在城内中部发现的肖家屋脊文化瓮棺中，出土了包括人像和凤鸟等动物形象、制作精美的玉器。这座城址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址，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苗集团。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数以百计高等级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大量墓圹狭小且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表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

　　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引人注目。重要发掘有：1983年发现商代早期都城——河南偃师商城，为夏商王朝及其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标。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三星堆文化晚期的祭祀坑，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铜、金、玉石、陶器，其中数十件青铜人头像和比真人大数倍的巨型青铜面具，特别是高2.6米的铜立人和高达3.5米的青铜神树等，与江西新干发现的商代晚期大墓一道，共同成为这一阶段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陕西周原扶风和凤雏宫殿遗址、河南三门峡虢国国君墓是这一阶段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西汉杜陵、西汉南越王墓则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陕西西安唐代大明宫和扶风法门寺地宫是唐代考古的代表性发现，宏大的规模彰显出汉唐王朝的盛世景象。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和贵族墓葬、渤海上京龙泉府和渤海贵族墓、辽金高级贵族墓、新疆尼雅和楼兰古国、青海吐蕃墓、云南石寨山滇墓等边疆地区各个时期考古发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实证。

　　2.中国考古学团队和人才建设逐步完善

　　1979年，我国唯一的全国性考古学团体——中国考古学会成立。考古学会通过举办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区域考古工作会议等，带领全国考古工作者团结一心、砥砺前行。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工作队纷纷更名为考古研究所，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数十人乃至近百人。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同时围绕学术课题开展主动发掘，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江西海昏侯遗址等)都是由这些地方考古机构承担的。为了提高专业人才的业务水平，国家文物局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了数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为提高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的专业水平，促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国考古学界的课题意识日益增强

　　围绕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古代手工业、中外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比如，辽宁西部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地之外，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些与文明起源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文明起源研究。在夏鼐、苏秉琦等先生的引领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掀起高潮。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等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对建立和完善全国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4.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取得显著进步

　　考古测年、物质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古代动植物、金属、玉石、陶瓷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工艺技术研究，古环境、古人骨研究、古代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各种自然科学技术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集中了十多个学科的100多位学者，围绕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意义十分深远。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漆木器、纺织品、竹简、壁画等大量易损文物被成功提取和有效保护。

　　5.中国考古学的国际交流日益活跃

　　先后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数十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调查与发掘。不仅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使国际考古学界逐渐了解中国考古学。

　　(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考古不断重视，考古学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重要考古发现成果丰硕

　　中原和华南等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与周口店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在石器制作工艺方面的一脉相承，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和最近发现的桥头遗址，发现距今10000—9000年的稻作遗存和定居村落。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发现距今10000—9000年的栽培粟和黍。世界最早的稻、粟、黍的发现表明，这几种农作物都是中华先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在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址被发掘。200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近十年，又在内城之外确认了外城，面积达630万平方米。2015年，在古城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发现了长五公里、由多条水坝构成的巨型防洪堤坝。该文化分布遍及长江下游地区，反映了当时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都城，苏南、浙北和上海各地有区域性中心的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文明的社会。在湖北天门石家河中部，发现了修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谭家岭古城，并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肖家屋基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出土了数十件制作十分精美的玉器。说明这里可能是距今4700-4000年期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苗集团的中心。在陶寺遗址发现距今4300-4000年、面积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在城内东北部发现了迄今黄河中游地区年代最早的宫城。城内发现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的基础，宫殿的屋顶用瓦、室内墙壁施彩绘装饰。在陶寺遗址南部，还发现了观测天象、决定农时节气的观象台，是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陶寺遗址的位置、年代、文化面貌和观测天象的设施，都与文献记载中尧的都城——平阳十分吻合，很可能是尧都平阳。在陕西北部榆林神木石峁城址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山城，城墙上修建有马面和角楼，防御色彩浓厚。城的中心部位是人工修建的高十几米的大型宫城——皇城台。它的周围有数层高大的围墙环绕，台上有宫殿基址和广场，出土了浮雕和圆雕手法雕刻，与青铜器纹饰具有相近之处的兽面纹图像，还出土了十余件大型陶鹰和口簧以及数以万计的骨针。石峁古城所在的陕北高原还发现多座同时期的石城址。这一集团是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北方强大古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和多座宫殿遗址，具有中轴线和前后几进院落的宫室制度以及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二里头文化时期发明了青铜容器群和由戈、璋、刀构成的玉礼器群。这些礼器影响所及，南达华南地区，北抵华北地区，东到沿海地区，西至甘青地区。这一阶段，殷墟洹河北岸发现了年代早于殷墟的洹北商城。在陕西周原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西周时期大型城址、道路和宗庙。在金沙遗址发掘了古蜀国高等级祭祀遗址。秦始皇陵园考古、汉阳陵考古、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扬州城、汉代和唐代帝陵考古、海昏侯墓，曹操墓、隋炀帝墓、青海热水吐蕃大墓、渤海上京、辽上京和辽陵考古、金代和元代都城的发掘以及金代在长白山设置的祭山遗址的发掘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国家重点项目陆续开展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其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至“十三五”科技支撑项目。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主要承担单位，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所大学的70多个单位，考古学、古代史、古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分子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遥感、天文学、地质学、冶金学、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一级学科的400位专家学者参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推动了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相关的重要遗址和区域考古工作的开展。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的几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及其周边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相互交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工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文明观，提出了通过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观点；提出了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提出了从距今5500年开始，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对龙的崇拜，出现以具有各地特色的某几类珍贵物品(多为精美玉器)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发现距今4500年前后，西亚地区发明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相继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并很快融入中华文化系统中，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发明的粟和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2018年，“考古中国”项目的启动推动了一批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中国”这一大型考古框架由国家文物局提出，支持各地区积极实施田野考古工作。其中，中原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辽河流域等地区的围绕本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被纳入项目中。“考古中国”有力推动了各地区考古工作者的课题意识，增强了考古发掘工作的学术性。

　　3.考古机构与专业队伍不断壮大

　　2013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产生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组建了20多个专业委员会。8年来，各委员会积极主动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充分发挥了中国考古学会团结引领全国考古学界、推动考古研究的作用。同时，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考古研究机构不断建设发展，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专业队伍，建构起学科分支齐全、科研手段丰富、科研装备先进、学术视野广阔、理念方法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各省都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城市也纷纷建立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此外，涌现出一批专业从事考古钻探的公司，全国考古钻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等方面的从业人员较之于前一阶段又有增加。

　　4.考古遗址保护效果显著

　　国家文物局在1995年提出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后，进入新世纪以后，选取了100个大遗址(后来又增加了50个)作为国家大遗址重点保护对象，组织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并组织落实实施。自2010年开始，分批审查批准设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已经批准挂牌36处，还有60多处作为立项项目，正在积极建设之中。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举措，使文物保护部门与城市建设和旅游部门共同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责任，意义深远。考古遗址博物馆使民众得以近距离观察考古遗迹和出土遗物，感受中华先民的日常生活，体会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5.考古出版成果丰富

　　国家文物局设立专项经费资助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国家社科基金设立重大课题基金，支持考古课题的研究和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这些举措有力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发掘资料积压、不能及时整理出版的问题。近20年来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达百种之多，学术论著数量更多。与此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三版和《大辞海·考古学卷》第三版的编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问世，满足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需要。目前，正式出版的考古学和文物研究的期刊已达十多种，此外还有数十种非核心期刊或非正式出版学术刊物。

　　6.考古走入“寻常百姓家”

　　除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共同举办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评选”外，2001年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评选“年度六大考古发现”，使社会公众得以及时了解重要考古成果。考古和文博界、媒体形成合力，加大对考古成果的宣传。如央视在已经创立的《探索发现》基础上，开办《考古进行时》《考古公开课》《国家宝藏》等节目，各地各级博物馆举办内容丰富的文物展，各地考古研究机构也主动进行考古成果的普及。中国考古学会还成立了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统筹指导全国的公共考古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各地电视台也适时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直播，其中，今年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的直播，微博总点击量达71亿。中国考古正在走进大中小学课堂，广大民众对考古学越来越关注。中国考古学正发挥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的作用。

　　7.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

　　完成了从以“请进来”为主，到新世纪前十年的“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再到2013年以来的以“走出去”为主的转变。200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出10位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参加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在罗马尼亚的发掘。2005年开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与蒙古国合作在蒙古国实施考古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越南同行合作，在越南北部实施联合发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国考古学者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队走出国门，到俄罗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家进行合作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201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考古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15年和2018年分别开始实施对中美洲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和埃及新王国时期首都孟图神庙的发掘。河南考古研究院和山东大学相继在非洲南部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2016到2019年的四年期间，共有32支中国考古队赴22个国家实施了36个中外合作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工作范围涵盖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这些境外的合作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表明我国考古学界积极参与人类起源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研究的意愿和能力，呈现中外互动交流的良好态势。

　　此外，从2013年开始，每两年举办的“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获得国际声誉。论坛不仅有力促进了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还提高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密切联系的纽带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中国考古学界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可以说，中国正在由考古资源大国向考古研究强国进发。

　　2020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今年10月1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大会发来贺信，对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考古界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可以感到，中国考古学正在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者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鞠躬尽瘁，砥砺前行。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夏鼐、苏秉琦，以及王仲殊、安志敏、贾兰坡、佟柱臣、宿白、邹衡、俞伟超、徐苹芳、张忠培、张长寿、安金槐、乌恩等一批为中国的考古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离开了我们，我们深深缅怀他们。严文明、仇士华、杨泓、徐光冀、郑振香、殷玮璋、李伯谦、郭大顺、刘庆柱等一批老专家仍活跃在中国考古学的舞台。与此同时，在50后、60后学者的带领下，70后和80后已经成为考古战线的中坚力量，90后、00后快速成长，昭示着中国考古学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正在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王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