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田野调查和儒学经典的基础上写就了《乡土中国》这部传世之作。该书中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概念迄今仍然被学界不断征引、诠释或拓展，彰显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农民流动性缺乏。村庄成为一个亲密社群，是为熟人社会。所谓熟悉，不仅信息对称，而且村民共享一套礼俗。费孝通先生曾说，乡土社会的信用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对于传统礼俗，人们世代相传，并加以遵守，形成礼治秩序。这种秩序就是乡土性。

　　熟人社会中的礼俗规则，指导人们处理公与私的问题。所谓公与私，在费孝通先生那里，是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分的问题。他曾用“差序格局”来描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以比照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差序格局”好比一个圈子，每个人都是圈子的中心，在圈子之内的人，就是自己人，之外就是外人。农民在对待自己人和外人时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只要是自己人，一切都可以商量。如果是外人，那可能公事公办，按程序和制度来。乡土中国的社会交往遵循着特殊主义的逻辑。传统礼俗实际上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概言之，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礼俗规范着农民的行为。农民对村庄具有较强的归属感。村庄具有解决日常纠纷的内生能力。村庄是一个自洽的共同体，自身可以维系村庄秩序。

　　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经革命、政权建设、市场化等现代化冲击的当代中国农村，早已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村民之间难以知根知底了，农民开始“迎法下乡”了。这一切，都意味着当代中国农村正在迈向一个“新乡土中国”。

　　在新世纪初，贺雪峰教授写下《新乡土中国》这一影响甚巨的作品。该书通过对村民选举、农民合作、村级债务、农民上访等问题的深度观察，十分详尽、鲜活地呈现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该书提出的“半熟人社会”“村庄社会关联”等概念同样被学界广泛援引和讨论。

　　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体现为农民行为、交往规则方式之变，而且体现为社会结构之变、农民价值之变。贺雪峰教授认为，农民价值之变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无法理解农村巨变的实质。农民价值发生变化，意味着农民有了新的人生意义和归属。在许多地区，受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正在减弱。农民的“主体性”正在丧失。农民不仅“身体不在村”，而且“人心不在村”。村庄还缺乏一套能为村民所共享和遵循的公共规则。村庄社会关联日渐松散，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村庄公共性日趋消弭。

　　此时，村庄已经不再是农民知根知底、互帮互助的“熟人社会”，而是转变为“半熟人社会”，甚至是“无主体熟人社会”。人们的行为正越来越少地遵循乡土逻辑，而越来越多地拥抱市场逻辑。

　　以熟人社会为参照系，阐释当前中国农村的“去熟人社会”特征和逻辑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市场经济渗透进一步加深，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如果说《新乡土中国》主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杨华的这本《陌生的熟人》为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些解答。

　　理解“乡土中国”是杨华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在早前出版的《绵延之维》《隐藏的世界》等著作中，他就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调查与思考。多年来，杨华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寻访成百上千家农户，蹲点农村逾800个工作日，写就各类作品达数百万字。这本集子正是杨华长期在农村调研积累的重要成果。

　　在书中，杨华讨论了纠纷调解、人情往来、村庄选举、婚姻爱情、农民分化等多个主题。这些议题虽然分散，但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以熟人社会为参照系，阐释当前中国农村的“去熟人社会”特征和逻辑，并以此来解释作者所观察到的各类村庄政治社会现象。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成长环境。每一代人都只能立基于自身所处时代环境来观察世界。杨华于2007年左右开启学术之路，他对农村社会的系统调研和观察也发轫于此。杨华是希望此书能够勾勒出新世纪前两个十年农村社会的一些变化。以我的理解，此书不仅在研究的时空上和观察的对象上不同于《乡土中国》和《新乡土中国》，而且在提炼的学术命题和讨论问题的视角上也与二者存在诸多差异。特别是作者对农民生命价值变化和农村社会分化问题的理解，都是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延续了《乡土中国》和《新乡土中国》的一些传统议题，同时又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

　　这本书所彰显的社会学想象力，以及所呈现的对当下中国农村的厚重理解和真切体验，是众多所谓规范学术作品无法企及的。阅读这本经验鲜活、充满灵气又富有启迪的佳作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享受。（作者田先红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